no 以政治为例，国家这一自我描述（self-description）就扮演了这种角色。
这就需要诉诸社会系统自身中的反身性实践。功能系统加速增长使其自身、社会以及环境承受重压，并导致其自身出现高度分化、专门化和成就高度定向（high-achievement orientation）的严重后果。
[56]参见前注[9] , Binswanger书，第12页。[28]这里，德里达似乎从福柯式（Foulcauldian）的权力概念重构中获得灵感：今天的社会问题并非由政治主权所支配的司法权过剩而造成，而是，由于出现了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微观权力（capillary power）。银行系统依赖于自我指涉的悖论，依赖于能够支付与不能支付的统一性。寻找个人成瘾行为的真正的社会对等物就变成了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政治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宪法的，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并不存在三边耦合，存在的只有两个系统之间的双边耦合：一个指向经济／法律之间的关系，涉及上文所指的财产权、合同、竞争和货币等制度。
其试图仔细解读社会子宪法的政治维度。获得了宪法性支持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支付操作的位阶关系，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根除金融系统瘫痪的可能性。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只能说它时而实行民主制，时而实行集中制，而不是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民主集中制。[42] 其中充分讨论严格说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这说明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被认为是民主权利或政治权利），但不能将充分讨论等同于民主。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都可能这样决策，但他们并不认为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也不认为他们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该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我国的政体，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政权机关与人民的关系（外部关系）。
[13]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民主集中制的这种表现是出现在检察院和人大的关系格局中，而不是在检察院内部，在检察院内部，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并形成决定应该是常态，不同意是特例，因此在常态下，检察委员会内部实行的应是有条件的合议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
与民主制对应的概念是君主制，与集中制对应的概念是自治制。同时，不论作为政权组织形式，还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君主制都是集中而非分散的（下面的权力可以分散）。这规定的是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政体中的第二层含义（各机关之间的关系）。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26]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规定意味着地方除了享有宪法规定的这些固有的权力外，中央还应给地方部分自主权——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只是给多给少，给这还是给那，由中央灵活掌握。有学者指出，现行宪法涉及央地关系原则性安排的条文（包括直接针对央地关系的条文和内容相关的条文两种）主要有30条，包括零散的19个条文以及第三章第六节的11个条文：第2条第2款规定了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主体问题。这样解释似乎可以将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理顺了，文字上、逻辑上都说得过去。[36]笔者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且仅仅是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所有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但不是具体的某国家机关内部的活动原则。
[28] 宪法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实际上各国的政府首脑在做重大决定前都不可能完全是凭个人主观意志，一般都会征求意见，甚至征求意见的范围不限于部长等政府成员（如我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的成员），还可能征求专家学者、甚至广大民众的意见，但只要是首长个人最后拍板，就是个人负责制。
此外，第3条第4款还有权力剩余原则的含义，即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属于中央还是地方的权力领域，原则上其权力应属于中央。第85条确定了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是行政权领域里中央核心地位的集中表述。
但这一款对中央也是有约束的，中央应当甚至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如果中央没有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是对地方简单生硬地发号施令，只是动用强制手段领导地方，就是中央违反宪法。[43] 关于这一问题，刘松山教授有与笔者基本相同的观点，有更详尽的论述，可参看刘松山著：《运行中的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5页。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些条文表明人大有权产生、监督、制约同级法院，法院无权产生、监督、制约人大，这正是我们和西方各国政体的不同之处，他们强调分权并互相制约，我们强调集权——单方面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制度变成了人民法院院长对人大的负责制，这不仅对法院院长不公平，而且有违宪法原意。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一个是横向的平行关系，实行双向制约。
而集中对应的是分散，是国家最高权力处于高度集中还是相对分散的状态，属于政体范畴，即怎么做主的问题。[37]从建国后的几部宪法来看，有学者认为根据《共同纲领》第15条[38]和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的有关解释，说明当时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政权机关之间的组织制度或者活动原则，还是政权机关内部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它的主席之间的关系。
如果把普选制理解为集中，那么代议制民主本身就包含了集中，但代议制被公认为是民主制而不是集中制或民主集中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第9条）对此有更明确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第128条和第133条也没有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向人大汇报工作而只规定它们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50]法院和检察院需向人大汇报工作是由《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51]可见宪法没有规定向人大汇报工作并不等于就可以不向人大汇报工作，而是可以将这一问题交由法律作出规定。[14]而西方各国的宪法中不承认有一个不受其它机关制约的最高国家权力，最高权力不是集中在一个机关手中，而是分散在三个不同的机关手中，彼此互相制约，即使在实行议会至上的英国，议会也是可能被内阁解散的。政体是议会、政府等国家机关的整体布局，是确立它们之间关系的模式，是框架性的。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一定的区别，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
作为一个总括性原则，它用的是国家机构，与前三部宪法用的是国家机关不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中，有两部法律对民主集中制做了明确规定，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2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但在议会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我国宪法和西方各国宪法的规定出现了明显差别，我国宪法强调议会的最高性，其他所有国家机关都在它之下，人大可以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不能监督人大。[2] 参见陈冬生：《中国政治的民主抉择——党内民主与政治文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34]也有学者强调并非所有国家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如国家主席、行政机关、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就不实行该原则，民主集中制也不应该是人民法院的组织与活动原则，而只是人大和政府的活动原则。民主不仅仅是讨论问题，而且总是要形成决定，民主决定形成的方式就是多数决，如果把多数决理解为集中而不是民主，民主就只剩下讨论问题了。
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针对国家组织而不是针对党组织而言的，但从历史上看，民主集中制原则首先是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出现的，在党执政之后（包括在根据地时期的执政），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以民主集中制的结构来塑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结构，[3]民主集中制原则随之被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认为政权机构的原则。[34] 范进学等著：《民主集中制宪法原则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63、187-191页。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4] 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2年11月14日通过）。
[33] 延明：民主集中制，新浪网2007-10-24 17:42:48。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检察长的这种地位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因为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时，恰恰说明他不能集中多数人的意见，此时他也没有像行政首长那样的最后拍板权，权力并非集中在检察长手里。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说明中央军委是由全国人大产生的。当所有国家机关都对一个机关负责，并受它监督时，这不是民主，而是集中。
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会导致政府责任制的淡化，使议会对政府难以追究其责任，而行政机关是一个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的地方。[35] 程乃胜：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发布日期：2005-07-22 文章来源： 互联网。
